原始社会与夏商周时代中药学的发展

  一、原始社会(远古-公元前21世纪)

  广东中医师承研究中心指出,劳动创造了人类、社会,同时也创造了医药。中药的发现和应用以及中药学的产生、发展、和中医学一样,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实践过程。

  原始时代,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,由于饥不择食,不可避免地会误食些有毒甚至剧毒的植物,以致发生呕吐、腹泻、昏迷,甚至死亡等中毒现象;同时也可因偶然吃了某些植物,使原有的呕吐、腹泻、昏迷等症状得以缓解甚至消除。经过无数次的口尝身受,逐步积累了辨别食物和药物的经验,也逐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,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。进入氏族社会后,由于弓箭的发明和使用,人们进入了狩猎和捕鱼为重要生活来源的渔猎时代,人们在吃到较多的动物的同时,也相应地发现了一些动物具有治疗作用,这就是早期动物药的发现。至氏族社会后期,由于种植、饲养业的发展,发现了更多的药物,用药的知识也不断丰富,从而形成了早期的药物疗法。因此可以说,中药的起源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结果。故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谓:“神农······尝百草之滋味,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避就,当此之时,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它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发现药物、积累经验的艰苦实践过程,也是药物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。

  随着社会的进步,生产力的发展,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和需求也与日俱增。药物的来源也由野生药材、自然生长逐步发展到部分人工栽培和驯养,并由动、植物扩展到天然矿物及若干人工制品。用药知识与经验也愈见丰富,记录和传播这些知识的方式、方法也就由最初的“识识相因”、“师学相承”、“口耳相传”发展到文字记载。

  二、夏商周时代(公元前21世纪~公元前221年)

  人工酿酒和汤液的发明与应用,对医药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。酒能通血脉、行药势,并可用作溶剂,也是后世加工炮制药物常用的辅料之一。随着人们医药知识的日益丰富,用药经验和药物品种的逐渐增多,为从单纯的用酒治病发展到制造药酒准备了条件。甲骨文中即有“岂其酒”的记载。据汉·班固《白虎通义·考黜篇》注释:“岂者,以百草之香,郁金合而酿之成为岂。”可见,“岂其酒”就是制造芳香的药酒。酒剂的使用,有利于提高药物的疗效,故后世有“酒为百药之长”之说。酒剂的一发明与应用对推动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  进入奴隶社会,手工业逐步发达。夏、商时期,人们已较广泛地使用陶制器,同时对食品加工的知识也不断丰富和提高,为汤液的发明创造了条件。相传商代伊尹始创汤液。晋·皇甫遣《针灸甲乙经》序中谓:“伊尹以亚圣之才,撰用神农本草,以为汤液。”《资治通鉴》谓伊尹“闵生民之疾苦,作汤液本草,明寒热温凉之性,酸苦辛甘成淡之味,轻清浊重,阴阳升降,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。“伊尹,商初人,既精烹任,又兼通医学,说明汤液的发明与食物加工有密切关系。汤液的出现,不但服用方便,提高了疗效,且降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,同时也促进了复方药剂的发展。因此汤剂也就作为中药最常用的剂型之一得以流传,并得到不断的发展。

  周代在一些非医药学专著中,出现了关于医药的文字记载。如《周礼·天官冢宰下》谓:“医师掌医之政令,聚毒药以供医事。”又谓:“以五味、五谷、五药养其病。”据汉代郑玄注:“五药,草、木、虫、石、谷也。”所谓“五药”,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,可能是当时对药物的初步归纳。《诗经》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作品,也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。书中收录100多种药用动、植物名称,如苍耳、芍药、枸杞、鲤鱼、蜂涂等,并记载了某些品种的采集、性状、产地及服用季节等。《山海经》是记载先秦时期我国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一部史地书。记载药物120多种,其中包括植物、动物、矿物等,并明确指出了药物的产地、效用和性能。服法方面有内服和外用的不同。所治病种达31种之多,包括内、外、妇、眼、皮肤等科疾患。而其中有关补药和预防的记载,反映了当时我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的萌芽。可见当时药物的知识已较丰富。

  春秋战国时期,出现了“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”的局面。当时的医家,以朴素的、唯物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,以人和自然的统一观,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。《黄帝内经》的问世,奠定了我国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,对中药学的发展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寒者热之,热者寒之”,《素问·藏气法时论》“辛散”、“酸收”、“甘缓”、“苦坚”、“咸软”等,奠定了四气五味学说的理论基础;《素问.宣明五气篇》“五味所入,酸入肝、辛入肺、苦入心、咸入肾、甘入脾,是为五入。”是中药归经学说之先导;《素问?六微旨大论》“升降出入,无器不有”,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》“味厚者为阴,薄者为阴中之阳;气厚者为阳,薄者为阳中之阴”等,是后世中药升降浮沉学说的理论依据。同时《黄帝内经》中所提出的五脏苦欲补泻及五运六气与用药的关系,对中药的临床应用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

  成书年代与《黄帝内经》同时或更早的1975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虽然并非药物专著,但用药已达240余种之多,医方280多个,所治疾病涉及内、外、妇、五官等科。其载药数目之多,复方用药之早,所治疾病之广,足见先秦时期用药已具相当规模了。